■季风/文字整理 远村/供图

主持人：

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主编、作家）

对话嘉宾：

远村（著名诗人、书画家，陕北鲍姓后裔）

嘉宾简介

远村，原名鲍世军，陕西省延川县人。诗人、书画家、资深编辑。1993年被评为全国十佳诗人，2022年被评为年度十佳华语诗人。曾获上海《文学报》诗歌一等奖（1991）、陕西省首届青年文艺创作奖（1993）、“双五”文学奖（2001）、第二届柳青文学奖（2010）、中国诗歌春晚金凤凰诗歌奖（2016）、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奖金驼奖（2020）、第七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成就奖（2022）、第七届中国当代诗歌奖（2024）、第六届昌耀诗歌奖（2026）等多项荣誉。出版了《浮土与苍生》《西部作》《向北的高墙》等9部诗集、《错误的房子》等2部散文集以及《远村的诗书画》《向上的颂歌》等5部诗书画集。

编者按：

诗人远村的精神谱系中始终有两条河在交响：一条是奔腾不息的、来自游牧民族的血脉之河，另一条是来自陕北信天游灵魂深处的诗性之河，它们共同构成了诗人远村诗歌中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交融共生的生命原色。今天我们邀请远村先生，就以下九个话题进行深入的交流，重点探讨屈原精神对当代诗歌写作的深远影响。

话题一：关于“血脉觉醒”与“精神高贵”的隔空对话

季风：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您姓鲍，还告诉读者，陕北鲍姓始于外来的血脉。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北方游牧民族改为鲍姓，一次是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时，其中将拓跋氏一支也改姓为鲍，另一次是元朝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他将黄金家族——孛儿只斤氏一支改为鲍姓，当然，不同的年代也有一些少数民族改为鲍姓，但总的来看，您还是认同陕北鲍姓主要来自鲜卑与蒙古两大族群，您骨子里的那份豪迈与浪漫之气均来于此，这是“血脉觉醒”在一个诗人身上的原生再现。您能否谈一谈屈原诗歌中表现出的“血脉觉醒”与“高贵精神”，它们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深不可测的生命关联？

远村：是有这么回事。那篇文章的标题叫《我为什么歌唱陕北》，在文中我坦言鲍姓的起源与多源头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中，每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都无一例外地要在黄河流经北方大地上时形成的“几”字形大湾里完成，而我的生身热土陕北就在这个大湾里。一切生命的不安，骚动，再造，最终都会选择性地在这里完成一次根本性的逆转与重生。作为一个诗人，作为鲍氏家族中的后来人，我有责任把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或被遮蔽的真相告诉世人。

我耗时三年创作了《向北的高墙》这部长诗，并以诗与史的双重书写，来讴歌和赞美我的祖先，致敬这个伟大的时代。至于屈原，他在流放期间写的共有370余行的《离骚》中有明确的交代，他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也就是说，屈姓出自楚王芈姓，远祖是轩辕黄帝的孙子高阳，他的“血脉觉醒”，为其后来的一系列行为给出了合理的注解，包括在汨罗江边的千古一跳。甚至有学者推断，屈原的国破身殉之举为王室保留了最后一点体面，但我以为，屈原之所以能有这样的选择，是他个人骨子里的那一份高贵在起作用，他的高贵不容许自己苟活于别人的屋檐下。他果断选择了悲壮地离开，成全了自己的万世英名，却让整个楚国王室成员颜面扫地。虽然有人不愿意说破，或不想承认，但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

话题二：关于“边缘”与“中心”的文学悖论

季风：屈原被流放，边缘化了他才写出著名的诗篇《离骚》，是否意味着在古代社会，当一个诗人被权力或利益疏离后，反而更能激发他的文学创造力？

远村：《离骚》是屈原的自传体抒情长诗，全诗共有373行，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中第一次出现的稀有长诗，对之后的诗歌发展影响巨大，甚至是古典诗人文化人格与诗性精神的源头之一，另一个源头是《诗经》里的国风，二者合称“风骚”，两千多年来，“风骚”一直是诗歌的代名词。由此可见，古代那些伟大的灵魂必然出自伟大的时代，不会因为“中心”和“边缘”的变化而改变，不过他诗歌精神中的巨大能量肯定不是来自中心话语，而是来自被边缘化了的“民间立场”，正因如此，老百姓才会用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屈原，“端午节”一直沿袭至今。

话题三：关于“香草美人”的传统审美与当代“意象”的困境

季风：屈原用“香草美人”喻君子，用“粪壤”喻小人，建立了一套自己的诗歌符号系统。在您看来，当代诗歌中是否还有类似的“香草”与“粪壤”存在？“蚊子”与“苍蝇”在你的诗中，究竟更像是一种“活着的底色”，还是在宣告一种“不屈的奔赴”？

远村：屈原的“香草美人”与“粪壤”，是以自然物象对应人格、世道、善恶的二元象征体系，是泾渭分明的道德判断，深刻影响了汉语诗歌的意象逻辑，而我的诗歌中的“蚊子”和“苍蝇”首先是粗粝、真实、挥之不去的“活着的底色”，而“不屈的奔赴”，是立足于这份底色之上的精神姿态，二者并不对立，是一体两面。读者读了我的诗，所能感受到的可能是对复杂多变的生活日常一次诗性的言说，也可能是诗人创造的一个寓言式的隐喻。

话题四：关于“诗人之死”与“诗人之活”

季风：屈原的投江，几乎定义了后世文人“以死明志”的最高范式。您作为路遥生前的挚友与陪护者，见证了路遥为了文学“活着”而耗尽生命的悲壮。在您与路遥的交往中，他是否曾与您探讨过屈原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

远村：作为楚国的三闾大夫，我认为屈原在汨罗江边的纵身一跳，并未使楚王回心转意，也未能挽救楚国覆灭的命运，更没能阻挡“天下归一”的历史车轮，我认为这才是屈原他个人的悲剧。相比之下，我更欣赏另一位出身楚地的刘邦，他虽然平民出身，不仅亲手结束了几百年的诸侯割据局面，开创了一个统一的盛世，还写下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豪迈诗句。什么是贵族？我认为“以天下为己任”“以民为重”的刘邦才是真正的贵族。众所周知，楚国不过是周天子治下的一个分封国，当孔子等人四处奔走，游说诸王“克己复礼”为“天下大同”的理想精疲力尽时，三闾大夫正在忙着为楚王“偏居一方”献计献策，不惜以死相逼。同处周朝时代，一为天下奔走，一为楚王尽忠，两人的胸怀与格局迥然不同。

我对路遥太了解了，他从来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即使生命垂危，仍然关心天下大事，他绝不会认同屈原的价值观，也没有跟我讨论过屈原。所谓路遥是“文学的殉道者”，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路遥的误读，他是一个具有辽阔的理想主义气质的作家，他心中的追求远不止文学。

话题五：关于《天问》精神与知识分子的质疑

季风：屈原在《天问》这首诗里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都是对古代神话和历史的终极追问。您主编《各界》多年，熟读文史，又在长诗《向北的高墙》中梳理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多民族融合史。在您看来，屈原的《天问》虽然豪迈，但并没有给出答案。今天的诗人，面对瞬息万变的全球化语境，是否也会出现像屈原那样的困惑与追问？

远村：《天问》的本质是对天地秩序的好奇与解构，是对历史和正义的审视，也是对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怀疑。他并非为了寻求一个确切答案，而是一次精神立场的发声。全球化语境下，当代诗人必然会延续《天问》式的困惑与追问。只是追问的对象、载体、形态发生了质变，屈原当年追问的不过是天地起源、山川秘境和星辰异象，而今天的诗人面对的是快速迭代的游戏规则、撕裂的共识和紧密又疏离的人际关系，何为本源？如何相处？人类去往哪里？构成了现代版的“屈原之问”。由此可见，当代诗人的“天问”，更多是人类对现代性的普遍焦虑与困惑，少了先秦时期的那一份悲壮，多了些现代人独有的精神内省。

话题六：关于“故土”的背离与守望

季风：如果放到今天，屈原若是一个陕北青年，您认为他是会选择像您一样走出去成为“现实的思考者”，还是会选择守在高原上当一个“最后的歌者”？

远村：这个不好说。说出来有很大的风险。毕竟历史不能假设，屈原也一定不会同意这个假设。我的书房叫借来居，意思是所有人活着，都是从老天爷那里借来的福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父母是谁，你的子女是谁，你是谁，你有多大的能力，多大的寿数，你到死都闹不明白。一个人走什么样的路，受什么样的罪与罚，都不是自己说了算，就像屈原，他出生并成长在那个叫楚国的地方，偏偏他又出生在一个巫师家庭，还与楚王沾亲带故，自然比别人多了些身不由己，有外在的限制，也有内心的羁绊，你让他离开，就是断了他的命根，何以存活？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假如屈原生长在先秦时候的陕北，他不是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地放羊，就是跟邻居家的孩子打架，或者跟着疲劳的部落酋长纵马南下，当了一回豪横的强盗。一切皆有可能，但唯独成不了一个伟大诗人。

话题七：关于“人格”理想与诗歌的“无用之用”

季风：屈原试图将自己的人格理想转化为诗学精神的做法影响了后世诗人的诗歌写作。您作为当代一位重要诗人，曾提出诗人要完成从“家园守望者”到“现实思考者”的转换。那么，一个拥有屈原般高贵灵魂的当代诗人，是否有必要去介入具体的公共事务？

远村：屈原的人格理想在《九歌》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与他深谙楚地文化密不可分，尽管他曾担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要职，政务与祭祀各有侧重，但他对神灵的敬畏与对香草的执着，本质上都是楚巫文化在其精神世界中的深刻投射。在周朝，楚国是一个巫风盛行的诸侯国，巫师在楚国是世袭的，他们可以通灵，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执掌着国家的祭祀，在人们心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一旦国破家亡，他们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与社会依托，悲剧在所难免。而当代诗人，不可能有屈原这样的身份焦虑，他们不断深入生活，不断从生活中索取养料，竭力使自己在现实参与和时势把握中，完成从“守望者”到“思考者”的人格重塑。在这一方面，历史上的许多优秀诗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话题八：关于“对抗”与“和解”的审美立场

季风：屈原的诗歌在晚年充满了“对抗”与“和解”的二元对立。随着年龄的增长，您是否认同屈原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绝态度？

远村：屈原生不逢时，这注定了他的诗歌写作要走上一条怀才不遇，借古讽今的道路。特别是他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特殊年代，“对抗”与“和解”是一个诗人的不二选择。这种矛盾的处境，对今天的诗人同样具有启示作用。屈原晚年的状态，印证了一个人的精神坚守，并非永远紧绷、对立，要允许自己疲惫的身躯有松弛的时刻（和解），但在价值观和审美立场上守住底线（对抗），这个十分重要。什么是孤绝？能够在两种状态的平衡中行走，才是长久且真实的孤绝姿态。作为一个大诗人，最终他还是没能抵住压力，走上自杀的道路。由此可见，和解是一厢情愿，失衡才是一个诗人无法改变的宿命。

话题九：关于“悲剧英雄”的现代意义

季风：现在的年轻人更倾向于“佛系”或“躺平”，您认为屈原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能给今天的写作者提供怎样的精神参照？

远村：屈原的一生，虽然是悲苦的一生，他的处境极其困顿，却始终没有放弃高远的理想与心志。这份“九死不悔”的情感，正是一个诗人对诗歌本身的敬畏与坚守，不断提醒今天的写作者，写作不是消遣，而是一次长久的生命跋涉。不必因一时无人共鸣、境遇不顺就潦草收场，不迎合，不放弃，不懈怠，才是一个诗人应坚守的执念与品德。当“佛系”“躺平”成为部分年轻人的生活姿态，松弛、消解成为颇为流行的语言选择，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即可成为当代写作者对抗精神倦怠、创作空洞、立场摇摆的“一剂良药”。作为一个诗人，任何时候，都要守住诗歌最本质的内核。因为，守住这个内核，就是守住我们真正的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