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一系列富民政策的实施，尤其是脱贫攻坚以来，很多历史上贫瘠的村庄已经名副其实地战胜了贫困，让老百姓过上了安康的生活。一户村民贴在自家大门上的春联内容“一脚踢走贫困鬼，双手推开幸福门”就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喜悦之情。

如今在农村发生的故事，远比在城市生活的人想象得更精彩。“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丰收村之所以能摘掉贫困帽、迈入小康社会，与村党支部的领导密不可分。丰收村党支部是中共中央表彰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原党支部书记吴相琴当了20多年的村支书，让她最感动的场景是她参加完党的十九大会议后回到村里，村民就地薅来一捧野花迎接她。

《乡村面孔》是一部由陕西省委主管主办的机关党刊《当代陕西》杂志社组织策划、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品图书。作者是《当代陕西》杂志社的记者梁生树，他在丰收村蹲点采访数月后，精心构思创作出了这本书。据该杂志社领导讲，他们组织记者对脱贫攻坚行动进行采访，并将创作出的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结集出版，届时将和另外两本书构成记录陕西决胜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三部曲，全方位展示三秦大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丰硕成果。

《乡村面孔》梁生树 著

张涵

祝贺《乡村面孔》荣获柳青文学奖。在读完这本书后，我也感触颇深，从平实的语言中感受到了村民们旺盛的生命力，意犹未尽。能否请您简单谈谈《乡村面孔》这本书的创作经过以及为何选择了丰收村作为写作蓝本？

梁生树

《当代陕西》是省委的党刊，关注“国之大者”是职责要求。脱贫攻坚行动开始后，我们采写了百余篇深度报道，得到了不少好评，但总觉得还不过瘾。杂志社领导就策划创作了“乡村系列三部曲”，用三部报告文学全面反映陕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成果，《乡村面孔》便是其中的一部。

有了这样的创作计划，寻找采访的点便成了关键。商洛市镇安县青铜关镇丰收村是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对口帮扶村，2020年夏天，我来到这个村采写省人大脱贫攻坚帮扶成效，为期3天的采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为突出的是，这个村的村民很自信、爱交流。

回到杂志社，我向时任总编辑王化欣进行汇报，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两周后，我进行了长达78天的采访。在这期间，我一直在追寻一个点：村民这种“我是主角”的自信来自哪里？这也是《乡村面孔》最想呈现的内核。

一家人一起干农活，其乐融融

张涵

您在第六章第一节《梦》的文尾说，和姚康的一次“交锋”，成为您写作《乡村面孔》的起因，这位年轻直率的“00后”带给了您怎样的思考，以至于您在书中称他为“牛人”，还因此兴起了写作《乡村面孔》的念头？

梁生树

今年国庆节后，姚康给我带了几斤饱满的板栗，那是国庆假期他在自家的板栗树上采摘来的。姚康如今已是体制内一名非常上进的年轻干部，这让我特别高兴。

与姚康的“交锋”其实是两个年代的人的一次深入交流，这种交流对姚康和我来说都是难得的。对我而言，真切感知到了在乡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所思所虑；对姚康而言，打破了自己固有认知里对“机关干部”的刻板印象，以至于自己后来也成了机关干部。

“父有诤子，不亡其家。”讲实话，我从骨子里就不太喜欢“乖乖男”，这种人连真实的情感都不敢表达，你还能指望他做成什么事？当然，这样的认知不一定完全对，但这是我真实的看法。说到这儿，就不难理解了，和姚康的“交锋”，其实有着对这个“00后”大男孩欣赏和尊重的情愫在里面。我觉得，一代人有独立的思考，任何时候都不会跟风作乱，这就是希望所在。

我是党刊的一名记者，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是我的职责使命，引导好一位年轻大学生比采访到一个精彩故事更有意义。

张涵

全书收录了28篇采访，此次采访长达78天，一定是和这个乡村有过非常深层次的对话。为什么选择了这28个“面孔”作为本书的“主角”？在素材的选用上有什么样的考量？

梁生树

抒写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是《乡村面孔》的主题和主旨，受制于我的采访和写作能力，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我也做了不少努力。在78天的采访中，我记录了海量的素材，在取舍上遵循典型性、丰富性、精彩性等原则，让众多面孔既不浓妆艳抹，也不灰头土脸。比如，被落石砸坏头骨的包工头方乾进，只住院治疗了15天，第16天时自己开车回了工地，人像一具木乃伊一样，头被一层一层的纱布包裹着，只有两只眼睛和嘴巴露在外面；一个月只拿250元补贴的村小组长刘先进，将女儿出嫁时的4万元彩礼，拿出3万元偿还了修路时欠下的集体债；养殖户吴永东从外地买回来8头黄牛，3个月时间连续死了3头后，他拿起尖刀把牛肚子划开，想解剖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结果什么也没看到。这一个个面孔，把中国农民的生命力、意志力以及他们身上的义气和责任展现了出来，让人敬佩。

梁生树正在采访村民

张涵

您为什么会记录一个懒汉（第五章第三节《“懒汉”》）的“面孔”，是否这个“面孔”更加特别一些？

梁生树

乡村社会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一起，过着家长里短的日子。懒汉的出现，既能让作品真实丰满一些，也会为乡村治理提供不同的视角。

从基层干部的视角来看，时下的政策好得不得了，但在懒人的眼里，觉得还有差距，那么，制定政策时是不是要迎合所有人？肯定是做不到的！但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通一点呢？这个完全可以！懒汉常常是乡村社会的“搅局者”，同时也是乡村治理的“试金石”。

在《乡村面孔》中，除了有对懒汉的呈现，我还特别关注了几个问题。比如，全面从严治党后，反腐败的力度空前，面对被查处的为数不少的“老虎”和“苍蝇”，村民会不会心生疑惑？得到的答案很精彩：“一只跳蚤是顶不起一床被子的。”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局部与整体的理性认知。再比如，时下的农村政策如此之好，为什么个别村民还有一些负面情绪？得到的答案是：“妈妈和女儿经常拌嘴，但从来不会记仇；婆婆和儿媳相敬如宾，却往往也会‘人心隔肚皮’！为什么？因为有血缘在啊！”一下子点出了亲与疏的辩证认知。

张涵

您的语言相当平淡朴实，都是白描式叙写，很少看到非常书面化、学术化的表述。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叙述风格？您会担心无法抓住读者的眼球吗？毕竟在一个强调“博眼球”的时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风似乎更有市场。

梁生树

重平实、接地气、有温度是《当代陕西》近些年转变文风的一贯要求，《乡村面孔》选择了白描式叙写。我觉得直抵人心的语言往往不是靠华丽的词语堆积起来的，就像拉开架势打架的难免会耍出一些空套路。你品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飞入”一词让人觉得轻柔、曼妙，愿意接纳，如果是闯入、遁入是不是就大不一样了。物理上有非牛顿流体原理，一种看似稀软的物质，遇强则强，子弹都打不穿，相反，遇弱则弱，用手指慢慢戳它，一下子就穿透了！作者放低一点姿态，读者就会高看一眼。

至于能不能“博眼球”，我觉得“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弘，志远则旨永”，文学作品承担着成风化人的职责，避免光怪陆离、荒腔走板是我坚守的底线。

村民正在整理晾晒的腊肉

张涵

在两个多月的采风中，有哪些在您看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除了书中记录的那些“面孔”，还有哪些没有收进去的“面孔”也给您带来了感触？

梁生树

是的，这样的情况也不少。村里有一位老人叫李德清，已经70多岁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老人失去了儿子、老伴等3位至亲，独自带着上小学的孙子、孙女生活。我上门采访后，流泪了，给老人放了1000块钱表示安慰。

书中没有收录李德清这样的“面孔”，我是觉得李德清的遭遇有其偶然性。前面也讲过，典型性是选择“面孔”的一个原则，不猎奇，尽量避免以偏概全，也是我一直把握的尺度。

张涵

在本书的采访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阻力？您是如何克服的？

梁生树

采访之前，我设想的阻力是如果村民不配合怎么办？报告文学就要每一个细节真实，不能胡编乱造，也不能“合理”想象。在78天的采访中，坐下来一板一眼访谈的时候不是太多，大多数是在生产场景中，村民们在劳动，我凑上去东拉西扯，有时要去好多次，才能完成对一个“面孔”的采访。

采访中，我尽量让衣着“吊儿郎当”一些；只要是村民倒下的水，无论渴不渴，我都会喝上一碗；交流的语言完全生活化、口语化，以及对农村习俗、农业常识的熟识，都让采访变得异常顺利。

张涵

您也是从村里“走出来”的人，相比于您记忆中的乡村，在您的认知中，这个村子带给了您哪些新的认识和思考？

梁生树

的确不少，印象最深的包括对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村民把一种鸟儿叫“我儿剁错鸟”，并编成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娶了后妻，一心想杀掉继子，亲生儿子用自己的身体替义兄挨了刀，父亲变成一只鸟儿，忏悔地叫“我儿剁错、我儿剁错”，每叫一声，嘴里就流一滴血，直到死亡。你想想，这么生动的故事，它的教化作用，会多么深入人心呀！

再比如，在乡村治理方面，我在丰收村亲历了这么暖心的一幕，一场大雪过后，几名村干部早上在火炉旁说事，一位穿戴整齐的老人走进来，没人招呼，便坐在火炉边伸出了手，喃喃地说：“这大冷天的，早饭还没吃！”“我看你今天衣服穿得整齐，手也洗得干净，所以奖励你一顿早饭。”村干部说着，便把老人领进了村委会的廉政灶，打开炉灶，开始给他馏馒头。老人是五保户，衣食不缺，为了让老人吃得心安理得，村干部跟他说，只要每天能把衣服、手洗干净，把家里拾掇得整洁，就可以得到饭菜的奖励。从此以后，这位老人就穿戴干净，庭院也保持整洁。

我觉得，帮助你而不让你心生难堪，扶持你而不需你感恩戴德，这才是村民自信的根由。